魏晋风流
刘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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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什么才是审美状态呢？简单说，你欣赏的对象带给你的联想，离功利目的和道德价值越远，就越是接近审美状态。比方说，你看到一个高个男孩，不禁赞叹：这小子真帅！这就是审美状态。如果你马上想：这小子是打篮球的好苗子——这就是篮球教练的眼光了。“看”了就想到“用”，这不是审美状态。反过来，能够欣赏那些“中看不中用”的人或物（比如艺术品），倒是一个人的审美能力的体现。
一句话，美是“看”出来的。审美状态就是单纯享受“看”的愉悦，而不是执着于“用”的算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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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绘事后素”（《论语·八佾[1]》）。绘事就是绘画这件事，素就是白色的绢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先要有洁白的底子，才能在上面画出美丽的图画来。其实人又何尝不是如此？一个人如果皮肤白，五官再端正些，就给人以美感，俗话不是说嘛——“一白遮百丑”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美和白的关系，真是古今同理，并没有发生质变。
3
一般而言，名人一开始总是一个普通的人名，等到他成了名人之后，这原本普通的人名就被赋予了一道光环。有的名人，一夜成名天下知，但那道光环很快就黯淡下来，转瞬即逝，“过气”得很快；有的名人，当时知名，身后也知名，因为他赖以成名的资本很雄厚，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所以那道光环也就一直璀璨夺目，永远不会黯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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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有句话：人无癖不可以为人。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点无伤大雅的个人爱好，干脆就不是一个灵魂健全的人。王粲的好驴鸣，正是“他之所以为他”的、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”的身份证明。所以王粲死了以后，人们还是对他生前的这个爱好念念不忘。一个人活到这个份上，就算是活出了自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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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有一点必须注意：历史是人写的，历史记载中的价值判断难免会带有记录者先入为主的主观性，以及记录者所处时代的局限性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：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”鲁迅也说：“某朝的年代长一点，其中必定好人多；某朝的年代短一点，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年代长了，做史的是本朝人，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，年代短了，做史的是外朝人，便很自然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，所以在秦朝，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。”（《魏晋分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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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人都免不了一死，而死亡恰是对生命过程和意义的终止、抽空甚至否定，所以，丧礼的仪式，一招一式，无不是做给生者看的，其目的就是彰显人的生命的尊严和价值，以安抚生者早已被生活磨蚀得千疮百孔的心。但是，曹丕的驴鸣确实直接面对死者，面对死者生前最具个性价值的一个癖好，而不是一整套观赏价值很高但却把生者与死者弄得“幽明殊途”“天人永隔”的丧葬礼仪。我以为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
有时候，合乎礼的东西被强调过了头，也就不再合情了；反过来，看似不合理的行为，往往反倒是真情的流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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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你也可以说，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。我们一向有一个偏见，以为礼崩乐坏如何堕落，所谓“人心不古、世风日下”，殊不知，礼崩乐坏也有两个太平盛世没有的好处。哪两个好处呢？
第一是思想自由，个性解放。因为礼崩乐坏，就没有一个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，没有所谓“废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而是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，这时候，恰恰是社会最有活力、最有创造力的时候。思想和言论一旦被定于一尊，当人们的思想、言行都被一个既定的模式、框框甚至格式所限制，就像被装在一个套子里的时候，正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逐渐确实的时候。契诃夫笔下的那个“套中人”，多么正统庄严，可是又多么面目可憎，可悲可怜！
第二是人才辈出，群星璀璨。礼崩乐坏的实话，总会出现一些有担当、有信念、有风骨的伟大人物，这些人物站在整个时代的风口浪尖，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请命，为往生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（张载语），著书立论，开宗立派，启迪来者，沾溉后世。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出现了诸子百家的句子，礼崩乐坏的魏晋乱世也出现了文学、哲学、音乐、书法、绘画的众多奇才巨匠，礼崩乐坏的晚清民国更是大师云集，盛极一时。清代诗人赵翼有诗云：“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。”（《题遗弃山诗》），良有以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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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许有人会说，这个王子猷也太不像话了，他是心中有竹，目中无人啊！但我要说，当我们这样看王子猷的时候，可能恰恰是我们心中俗念太多、俗气太重的时候，我们很难理解一个真正进入纯粹的审美状态的人，可以把世俗的一切统统抛在脑后！后来，唐代大诗人王维在一首诗中，化用此典说：“到门不敢题凡鸟，看竹何须问主人。”好一个看竹何须问主人！这叫“心中有竹，目中无人”！试想，竹子之为物，生于天地之间，本属于自然和造化，如果主人不懂得欣赏，竹子种得再多也形同虚设，反过来，如果路人懂得欣赏，路人岂不就是主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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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同门曰朋，同志曰友。”“利害不同则朋散，志趣相投则友存。”
[1] Yi（四声），本意：古代乐舞的行列，每列八行，称为一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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